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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综述

作者: 发布于:2019/11/26 14:42:05 点击量:

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综述

 

2019119日,由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主办,复旦大学承办的金融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在复旦大学隆重举行。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会员、理事及来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中国建设银行及上海市分行的特邀嘉宾400余人出席了会议。本次年会上,王卫国会长作了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度工作报告,各位专家学者还以金融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对《商业银行法》修改与金融秩序治理、金融科技发展与银行法治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防控与处置机制、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保障、金融司法与金融法治、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我国银行的风险防范、域外银行法的新发展进行了探讨,现将会议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银行立法与金融监管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金融立法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好如下重要原则:第一,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第二,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第三,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要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金融法治、银行法治是我国法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重要保证,法治兴则金融兴。

(一)我国银行立法的必要性及制度体系

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黄毅在开幕式致辞时指出:银行法律体系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当前银行业面临重大转型,在高科技为金融赋能之时,支撑银行业发展、银行业转型的重要基础仍是法律制度;如何平衡金融机构、金融服务者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法治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中国金融业的转型提供法治保障,是每个法律人肩负的时代使命。

根据2018年发布的十三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商业银行法》修改已经列入第二类项目,对此,银行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少军就《商业银行法》组织制度修改中的特殊权责分配问题发表了观点,他指出,《商业银行法》主要包括组织制度和业务制度两个方面,业务制度的内容经过长期的实践相对比较成熟,现行《商业银行法》的组织制度基本是按照传统的公司制度设计的,没有充分考虑到商业银行的特殊性。并且,即使是从《公司法》的角度考虑目前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商业银行的股东会仅应是股东的权力机构,董事会应对银行负责而不是对股东会负责;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权力、准入核准权力、危机处置权力,应在中央银行、存款保险公司和行业监管机关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以期对《商业银行法》的完善能够有所帮助。

(二)金融监管的政策取向与路径转换

金融契约与传统的民商事契约有着截然不同的法律构造,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凌艳以金融契约这一视角重新审视了金融监管的逻辑取向,她指出,金融契约之所以与传统的民商事契约不同,一方面在于其集合性,另一方面在于其耦合性,从本质上来说,金融制度是基于信用制度创造出的一系列经营契约,而他们的基础关系应为信义关系。为克服金融关系双方当事人的信息不对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应当将信义义务纳入金融契约,用法律来塑造金融社会中的美好人性。

金融监管的逻辑取向陷入了严监管、严管控的路径依赖,而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蓝寿荣则指出了当前从传统管控式监管迈向适应性监管的必要性,他认为,传统的管控式监管尽管表面上严厉了监管,但实际上收效甚微,使监管本身疲于奔命,比较适宜的做法应为遵循适应性原则,力求设计一种激励创新导向,以合规经营为基础的风险控制机制,以维护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和创新活力。

针对如何防范银行业金融风险,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季立刚认为,银行业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其危机处置制度与一般商业机构危机处置制度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应在存款保险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专门的银行及金融机构危机处置法律制度,提高金融危机处置的效率,维护金融秩序及安全,避免风险的传染性。在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背景下,应对跨国银行破产问题加强研究,我国法律制度要有能力应对输入性银行危机的发生及处置,同时应更加重视系统性重要性银行的风险防控机制与制度建设。

地方性金融监管往往处于权益不一、让位中央的尴尬地位,对此,温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廖心毫着眼于地方金融监管的系统危机,他认为,厘清地方金融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尤为重要。地方金融监管的系统性危机,并不等于地方金融具有系统性风险,而是指具有系统性风险的地方金融危机,缺乏系统性的监管方。实践中,地方金融监管呈现出收缩的倾向,导致金融监管权不配位,,我们在落实地方金融监管权的过程中,应当切实落实地方监管权的下沉,从而保障地方金融更好地发展。 

针对我国的慈善信托监管人制度,河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张俊慈提出构建新型信用监管机制的主张。他认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的转变,对于慈善信托监察人地位弱化,监管乏力的情况下,引入新型信用监管,可以有效弥补慈善信托内部监管不足。

(三)商业银行股东权责再审视

现行法律对商业银行的出资义务之后续监管十分有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银行研究副主任王刚着重分析了商业银行股东的持续注资义务。他以民营银行为例,指出使股东承担剩余风险的制度安排实为突破其有限责任的规定,是否应当赋予银行股东在有限责任之上的加重义务,应当基于监管的公平性和稳定性这一考量之上,避免股东利用有限责任从而产生道德风险。 

广西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昊明立足于商业银行股东资质的界定问题,他指出,现行商业银行法中对股东资质规定的缺失,亟待完善。对此,一方面应当采取适度原则,对其准入门槛宽严适中,另一方面宜采取分类管理原则,基于不同指标对银行进行分类管理。

适当性原则适用的传统领域为证券领域 但将金融产品与贷款者合理匹配的信义义务在银行业同样不可或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讲师刘志伟以企业责任为切入点,他认为:给正确的人贷正确的款,对金融机构而言是最重要的企业责任。因此《商业银行法》的修订同样具备引入金融适当性的可能性。

就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多重实现路径及其法律障碍,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黄韬提出了绿色信贷体系的建构与发展的三种实现路径。他认为,将以软法为核心特征的自愿实施机制引入中国的金融体系尚不具备成熟的内外部条件,解除绿色信贷发展法律掣肘的关键在于有效促进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和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而非增加商业银行承担环境义务与责任的法律条款。 

农村金融是我国金融业发展与规制的洼地,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院长王莹莹围绕我国农村的小额贷款制度,指出我国农村的信贷制度存在三方面问题:首先,贷款可获得性低,主要体现为缺少抵质押物以及相关制度的缺失;其次,贷后跟踪管理不完善,缺少对具体使用情况的监督;再次,不能按期还款的应对措施不足。对此,创新信贷产品以及担保方式,突破制度性障碍,实现小微信贷和产业周期的匹配;将大数据与农村信用体系相结合,通过大数据建设农村信用体系,或许是可行路径。

(四)银行立法中域外经验借鉴及营商环境提升

随着银行业新兴业务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如何在大数据时代把握监管与创新的边界,成为各国银行立法的难题。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施煜琼对域外银行法的发展动向密切关注,她认为,随着数据保护和金融科技逐步渗入银行业,以美国银行业为首的监管取向趋于宽松,一方面降低其合规成本,另一方面简化其抵、质押要求,进而推动银行业的自由经营和发展。

银行业一直作为重要力量参与营商环境的塑造。当前,优化营商环境是应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防范化解风险,切实改善民生的一条必经之路。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海锋结合优化营商环境的大背景,对商业银行法的修订提出了建议,他指出,信贷是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但只有切实保障放贷人权利,使得信贷可持续,才是提升指标背后的科学逻辑。因此,应注重加强放贷人的权利保护,赋予银行自主经营权,力求在权责统一的基础上提升信贷指标和规模。银行法是安身立命之本,修改银行法应该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题中之义。

二、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与风险防范

推进金融开放有助于提升我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有助于促进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及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中国金融话语权。但金融开放伴随着金融重大风险的防范问题,因此必须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提升中国金融风险防控能力,促进金融监管规则与国际对接,强化金融监管标准和程序的透明,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实现深化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目标。金融业开放本身并不是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源,但开放过程可能提高金融风险防范的复杂性。深化金融开放改革及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金融健康发展的关键。

(一)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应以法治为基石

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刘福寿在开幕式致辞时说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重要方面,金融业的进一步扩大开放与金融秩序治理,都离不开法治的支撑和保障。他指出:一方面要以法治为基石,规范金融行为、助力金融开放,另一方面应以制度为引领,提升金融治理能力,不断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金融改革、推动金融发展、防控金融风险。

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银行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吴弘聚焦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金融法制发展,将上海取得的成就概括为四个最: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的城市之一;金融机构最重要的集聚地之一;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金融发展环境最佳地区。金融法治本身是一个核心竞争力,将上海建设为金融法治高地的目标和定位已经从幕后走向前台,包括金融制度创新、金融人才高地、国际一流的金融生态系统。将对国际金融中心建成取到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作用。

(二)银行国际化经营中的风险风范

就银行国际化经营下的人权责任与风险这一问题,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陆志安指出,银行作为工商业中最活跃的主体之一,应当恪守最基本的义务——在经营过程中不侵犯人权。国家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确保银行为首的私人主体不侵犯人权,并提供有效的救济机制。

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国际合伙人张海晓解析了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经济制裁及应对。她指出,反洗钱、反恐等问题将成为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新挑战,在新形势下,摩擦的触发因素往往与本国的行业领先科技,甚至与贸易战、金融战等方面相关。概言之,无论是单边经济制裁、还是多边经济制裁,不管是一级制裁或是次级制裁,唯有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才有可能真正抵挡和应对美国的长臂管辖。

随着人民币已经连续八年成为第二大的国际支付货币,人民币从货币职能上,已经从贸易支付结算货币转变为金融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张西峰指出,主权信用货币具有地域性和非物权化的问题,从而引起域外流通的法律问题,对此应在商业银行法的修订中结合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解决人民币域外流通的现实冲突与合法性难题。

就当前纵深发展的国际货币制度危机,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剑平谈及了中国的法律应对之策,应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人民币石油期货交易;建立人民币全球支付系统;建立自己的国际银行和金融服务体系五大举措,谋长远对策,增强应付当今国际货币制度危机的能力。尽快从法律上再进一步采取有效的对策,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基础,支持 和推动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风险预警是商业银行防控信贷风险的重要环节。成都的农商行合规总监肖山以成都农商银行为例,展望了大数据时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制度的构建。他认为,大数据仅仅是助力金融发展的工具,并未改变金融的本质与核心。因此,应当摒弃重贷轻管的意识,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明确的预警指引制度,识别、检测、评估银行运营风险。

商业银行天然的商业本性使得其不断地进行资本扩张,对此,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汪丰深入解析了商业银行的风险合规问题,他指出,商业银行合规问题的根本在于资本合规,可将其分为三个关键点: 资本充足率监管压力银行融资,为遏制其风险积聚和蔓延,银行业监管应当注重顶层设计,打造前瞻性的、高效率的配套立法。

就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监管法规修订的问题,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胜指出,随着银保监会和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多条对外开放措施的落地,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的条件进一步放开,在华业务范围进一步拓展,需要内资银行审慎应对。

(三) 金融机构的责任界定与法律关系识别

深入开展信易贷工作,是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畅通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中央财政大学法学院教授曾筱清聚焦于此,阐明了信易贷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政府推动下的信贷产品创新的本质属性。她指出,在新一代的信贷模式下,厘清银行的责任边界尤为重要,商业银行应当承担法定义务与合同义务,而法定义务中理应含有社会责任。

与传统的日落条款不同,科创板视野下的日落条款立足于双重股权结构这一前提,且优势与劣势并存。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冯卉以美国证券市场为镜鉴,详细解读了我国证券市场的日落条款,一方面,该制度具有抵御恶意的外部收购、激发管理层、满足股东异质化需求等积极功能,另一方面,存在易造成市场激励与财务激励失灵等缺陷。总之,将公司结构的选择权还复于投资者,是较为科学的路径选择。

就保理法律关系的解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其昌以法金融学视角进行了重释。他指出,保理合同并非纯粹的单一合同,而是一个系列的合同关系链,它具有多个复合的法律关系,打破了债权——债务——所有权的思维范式处理保理纠纷。保理关系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两者的统一,司法实践中不能以传统的物权或债权关系对其简单地类推适用。

三、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权益保护

金融消费者是金融业发展的基石,是金融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本源所在,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尤为重要。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规范金融机构行为,提高消费者的金融决策能力、风险意识和权责意识十分重要,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内容。

(一) 银行监管应引入适当性义务

厘清投资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投资者保护的前提和基础,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任谷龙认为,投资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分为三类:一为委托代理关系,二为买卖关系,三为信托关系。投资者较金融机构而言处于弱势地位,应当将投资者适当性义务落到实处,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高级副经理朱磊站在银行从业者的

角度,从监管规定、行业实务、司法实践三个维度谈及商业银行如何履行适当性义务。商业银行不仅要在监管规定和行业规定的基础上履行适当性义务,同时要重视司法机构的事后审查的作用,力求评估的风险与客户实际的风险承担能力相一致。

《九民纪要》在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的审理部分,专就涉适当性义务诉讼问题提出了五条规则。北京市京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许侃侃、宋庆宙就此评析了论适当性义务下卖方机构的连带责任。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0  和《产品质量法》第 43 条可以成为发行人和销售者对金融消费者连带责任适用的进路。在归责(义务违反)、卖方机构内部责任划分上,可参考《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管理规定》和《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规定。发行人和销售者此后应尤其注意双方协议关于义务、责任约定的明确性和涉适当性义务履行的合规性。 

(二) 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厘清及与金融机构的关系界定

就如何准确界定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这一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王瑛阐明了普通商品消费者、金融消费者、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之间层层递进的关系,她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应当在金融效率、金融公平、金融安全间找到平衡点。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目的,实为推动这一产业的发展,如何防范这一平台的风险,则是这一行业稳步发展的核心、关键。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何颖指出,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的界定至今尚无定论,她认为,金融消费者的定义应当包含两个层面:其一,金融消费者购买的应该是公开募集的产品;其二,金融消费者应当具有涉众性,即为普罗大众。当前的金融立法是一个广义上的立法,无法界分金融消费者与普通消费者,直接导致了金融消费者求偿无门。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系新秩序的构建中,国际与国内金融规制呈现出联动性,金融行政规制行为的有效性需要重新审视。对此,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淑娣认为,金融监管者和金融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上级和下级命令的关系,而是一种合作型的关系。金融行政规制行为有效性的核心是合法性,但是并不等同于传统的合法规范性,随着时代的发展,金融行政规制行为方式日渐出现多元性,协商性等特点,对其有效性的考量基准,要兼顾合法规范性与合法原则等多方面的元素,努力寻求一种能够平衡稳定性与灵活性的路径,以便更好的处理传统与创新,本土与全球之间的关系。

(三) 银行业新型业务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金融机构一直是公证业务的重点单位之一,占其业务总量的七成之多,上海张江公证处主任张磊如是说到。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公证业务也随之转型,公证处对于金融的合同的审查主要出于两个目的,第一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第二是要从公正的角度确保整个合同是否违法违规。充分发挥公证制度在金融市场法律服务中的桥梁作用,提高公证在金融市场的参与度,对促进金融机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银行发卡行收取服务费这一行为,重庆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教授钟志勇对其进行了反垄断分析,他指出,我国现行的发卡行服务费和网络费仍属于政府定价而非市场定价,为完善银行卡清算服务的市场化机制,防范清算风险,维护支付体系稳定,保护持卡人合法权益,应逐步降低现行费率,以为国内银行卡清算机构争取发展资金。这亦是交换费反垄断方案与银行卡清算产业政策之基本协调方案。   

就新治理浪潮下的非正规金融协同规制,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兰作出展望。她认为,金融规制体系的内在紧张关系,以及与既有的硬法规制之间的疏离, 导致了非正规金融通常走向了脱离硬法规制射程的地下化治理,并呈现出独特的 内部软法规制的样态。不过,因软法规制的有限性,其规制效果亦显得力所不逮。 非正规金融软硬法单一规制的乏力,昭示了制度改进的第三条道路,即硬法与软 法协同规制的新路重建。这种重建隐含了新治理浪潮下的私人参与和分权化社会 规制,并具体呈现为对非正规金融软硬法复合的执行创新与软硬法叠加的组织再 造。 

银行作为人民群众消费、贷款、储蓄、理财、投资的主要媒介,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愈发紧密,各类矛盾纠纷也纷至沓来。上海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主任车晋刚指出,构建银行业多元化纠纷化解体系,成为妥善处理银行业矛盾纠纷,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关键。上海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在为广大金融消费者普及金融知识的同时,也着力从源头上树立起人民群众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四、金融科技发展与银行法治完善

时下金融科技蓬勃发展,金融科技成为银行业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因素。当科技为金融赋能之时,一方面为传统银行业务的发展和转型带来重大影响,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挑战对银行业监管提出新的要求;如何在金融科技和从严监管的双重背景下做到既顺应时代创新发展的要求,又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银行监管的关键。金融科技的发展需要强化监管的技术支撑,通过科技手段提升风险信息采集分析的实时性、准确性、全面性和可追溯性,助力解决数字化时代下银行业风险的早期预警、穿透以及全覆盖等问题。

(一) 金融犯罪的风险防范与应对

金融活动的公私法益双重属性,均需要纳入金融法治轨道。金融检察工作同样是金融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检察院三级高级检察官罗曦就金融犯罪疑难问题探析这一主题发表了看法。她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金融犯罪往往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涉金融机构的金融犯罪,一类是非法金融活动。国内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皆源于利息收入,因此打击金融犯罪的过程中,维护信贷体系的安全,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最重要的内容。司法实践中认定金融犯罪,应秉承罪刑法定原则,坚守刑法之谦抑性。

我国金融市场改革的特殊路径以及新型科技的发展,推动了非法集资刑事规制方式的作用与规制内容的变迁,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柯达指出,支付型代币的发行与托管活动不存在向投资者直接吸取资金的行为,因而不构成非法集资行为。ICO型代币与稳定币的发行与托管活动均符合非法集资刑事规范中的公开性社会性要件;以吸收主流数字货币的方式进行融资的行为,可视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其中主流数字货币可视为非法集资认定要件中的;对于由投资者在二级转售市场上投机从而促使投资者获利的行为,不应认定为利诱性

大数据技术为金融机构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其中侵犯金融交易商业秘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对此,西安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宁指出,我们可以通过分析非结构性金融交易数据难以构成秘密性、侵权行为隐蔽、损害后果严重等问题障碍,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对秘密性进行扩张性解释、借鉴著作权保护方式、改变举证责任分配及增大处罚力度方式解决大数据下金融交易商业秘密保护的问题。

20192月,银保监会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据此,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讲师任永青提出了商业银行反洗钱合规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即应以风险为本理念指导反洗钱工作。具体而言,应积极构建完善的内控合规体系;建立健全和认真落实反洗钱相关制度 ;努力培育反洗钱合规文化;加快技术驱动反洗钱合规管理。

检察机关作为办理金融案件的主体,金融检察工作除了在诉讼程序中依法打击金融犯罪、正确处理金融纠纷外,也必须探索保障涉案人员权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新途径。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樊华中指出,检察机关肩负运用检察职能参与金融管理,惩治和预防金融犯罪、规范金融市场秩序、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使命。随着金融市场专业化发展与国际性逐渐增强,未来金融检察发展需要在机构专门化、金融检察人员专业化在职深造、检察人员与金融机构交流频繁、不断加强国际金融检察司法协作方面共同发力。 

就违法发放贷款犯罪的问题,苏康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负责人苏康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刘吉强发表了观点违法发放贷款犯罪在农村金融机构常见多发, 一定程度上影响银行信贷资金安全,是化解金融风险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针对现有问题,应当做到:首先,明确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各项信贷管理制度;其次,坚持问题导向,及时调整监管对象、领域和措施;再次,提高员工素质,健全入职审核、在职培训和黑名单制度。 

(二) 金融科技并未改变金融的本质

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是时下资本市场的弄潮儿,在肯定其市场价值的同时,我们更要正确认识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泛海集团副总裁王科进认为,金融的本质没有变,互联网金融带来收益之时同样蕴藏了巨大的风险,P2P暴雷等事件为广大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皆源于我们在互联网金融中使用错误的概念,我们没有正确辨识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互联网没有金融,只有金融使用科技手段。

针对金融科技的本质为何,腾讯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建指出,金融科技并非金融的代名词,二者之间的界限不可逾越,应当将金融科技定义为金融与科技之间的连接器,而不是代替传统的金融服务机构。

(三) 数据治理的应用与法律规制

中国民生银行法律事务部副处长姜江认为,个人数据治理是商业银行科技金融战略转型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法律法规、司法执法关注的重点领域。在数据治理的起步阶段,做好对于个人数据的法律风险管理工作,既有助于提升银行数据治理工作的法治水平,也有利于数据治理工作的规范开展。

以金融科技背景下数据风险的法律规制为题,西南政法大学讲师刘倩指出,金融科技天然具有强大的数据基因,但相伴而生的数据风险也成为金融科技发展的瓶颈和风险聚集区。一方面,支持数据开放的监管政策存在用户隐私泄露、及危害金融安全等监管挑战。另一方面,支持数据保护的监管政策同样具有成本增加、竞争限制及效率损害等风险挑战。我国应当从加强市场主体自身数据风险管理框架、完善金融领域监管规则并积极推进国家数据保护基本立法等三个层面来加强金融科技的数据风险监管,以此推动中国金融科技乃至整个金融经济的有序、稳健发展。

针对我国互联网金融广告行为的法律规制,中国一带一路(上海)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教授张继红指出,互联网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在便利金融服务、提升普惠金融广度与深度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互联网金融广告病毒式营销辅之以各种收益率的保证及承诺,使得众多投资者深陷庞氏骗局。而我国现行立法又未对其特殊性给予充分关注,亟待规则完善,由此提出建议:应将广义的广告活动纳入监管范畴,明确金融广告的宣传标准及负面清单,设置金融广告的事先审查制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律管理的能动性。

(四)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与金融科技立法展望

金融基础设施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构成要素,有力保障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运行,它也是助推新一轮金融改革的动力和催化剂。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国华指出,人工智能将对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升级、提升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人工智能也给我国的金融市场带来新的风险,而我们要利用好这把双刃剑,迎难而上,才能更好地顺应全球市场潮流。

随着互联网巨头facebook发布稳定币Libra白皮书,数字加密货币将扭转怎样的货币秩序,改写怎样的金融规则,挑战怎样的经济霸权,构筑怎样的世界秩序,对于我们都是不得而知的。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多奇,谈及了数字货币之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她认为不管Libra的发展前景如何,我们都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Libra的本质即为超级平台私权力挑战货币发行权。主权货币与超主权货币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超主权货币并没有否定主权的存在。我们只有在掌握鼓励创新与控制风险平衡点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与监管技术的融合,才能解决区块链技术飞速发展与监管滞后性的矛盾,使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

互联网金融消费纠纷涉及的人数众多且分散、法律关系复杂多元、证据收集难,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难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对此,广西财经学院潘斯华老师介绍了ODR纠纷解决机制。他谈到,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仍处于野蛮增长阶段,监管不足,纠纷频发。ODR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契合了互联网金融的特点,具有高效、便捷、经济的优势。应用ODR解决互联网金融纠纷,应遵循兼顾便利性与公正性、消费者权利倾斜保护的原则,构建符合当前实际,又适度超前的纠纷解决机制。

聚焦当前金融科技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大背景,腾讯集团金融事务部总经理韩开创指出,金融科技是破解中小企业资金难题的重要推手,中小企业长期囿于获得外部融资难、自有资金回收难等资金难题,科技助推之下,目前已涌现一批优秀的金融科技企业提供小额信贷、供应链金融等金融支持,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机构的短板,拓宽饿了金融服务的外延,将众多中小企业纳入到金融服务体系之中。

金融机构在实现能力赋能、科技创新和服务升级的同时,需要平衡好创新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关系。聚和律师事务所高永香律师认为,在立法层面,应当加快推进关于金融科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隐私保护相关领域的立法实践;在监管层面,应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银行金融科技监管模式,允许商业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在可控领域开展金融科技创新。建立金融科技公司的优胜劣汰机制,对于出现问题的公司,积极引导实现良性退出,努力营造公平、透明有序的金融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