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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专题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2014年年会

作者: 发布于:2015/3/26 8:23:17 点击量:

2014年11月1日,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2014年年会暨海峡两岸金融合作法制促进研讨会在西安举行。本次年会由西北政法大学、陕西省法学会金融法学研究会承办,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协办。

本次年会以“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及两岸金融合作发展法制促进”为主题,紧扣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构建两率(利率、汇率)新机制、强化金融监管协调三个方向,突出了自贸区金融法律制度创新,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法制建设、互联网金融法律问题、农村金融法律问题以及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法律等重点问题的研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年会共收到参会论文102篇,包括台湾专家学者的论文6篇。

来自全国金融法学界以及金融法制实务界的专家学者300余人参加了会议。中国银监会阎庆民副主席、西北政法大学贾宇校长、中国银监会法规部副主任刘福寿、中国法学会研究部李存捧主任、台湾中正大学王志诚教授、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宗宽等嘉宾先后致辞。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卫国教授代表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做2014年度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在中国法学会的领导下,在银行业监管部门和立法、司法部门的支持下,努力提高学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对金融法治领域的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持续、深入的研究,在积极参加中国法学会的各项活动;稳健、有序地健全组织机构;设立专业委员会,开展小型、灵活的学术活动;出版学术成果;组织优秀论文评奖;组织全国大学生金融法知识竞赛;关注和解答金融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以及推进研究会登记注册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新的一年里,研究会将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发挥研究会的国家智库作用,积极配合金融领域的科学立法开展科学研究;积极配合金融领域的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开展研究;积极配合金融领域的法治社会建设开展研究。通过各种渠道,向全社会大力宣传普及金融法知识,推动金融从业人员树立法制意识。研究会要参与金融领域法治服务体系的建设,提高金融业法律工作者的道德素质和业务素养,提高金融机构领导者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

中国银监会阎庆民副主席在致辞中表示:

加快促进中国银行业法制建设十分必要,这是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的需要;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需要;是银行业规范发展的需要;也是依法监管的需要。同时提出四个问题:一是,是否制定一部统一的银行法;二是,建立健全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研究制定存款保险以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案;三是,研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方法及程序;四是,完善银行业法律监管。对于研究会的下一步工作,建议做好我四个进一步:进一步处理好立法滞后和实践发展的关系;进一步思考如何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关注对内对外开放中银行业发展中存在的法律问题;进一步研究强化依法监管,依法行政的问题。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表示金融需要有秩序地在法律的框架下有序运作,这需要金融法学家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毅副行长表示,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2008年成立之初就赶上了金融危机。6年来,世界金融法律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中国的变化不大,中国在研究层面有一些声音,但是在制度方面没有建树。虽然金融危机已经4、5年了,但不等于危机已经过去,对于作为处理、应对和管控危机工具的金融法制,依然需要继续努力,也相信大家定会大有作为。         

中国银监会法规部刘福寿主任认为: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全面深化以及实践的发展,一些新的领域向监管者提出了挑战,比如理财创新业务、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问题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日后在商业银行法中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甚至还有政策性银行,建立银行业退出机制的法律问题等等。“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事而制”,银监会法规部始终践行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理念,加大对银行业基本法的修改力度,包括银监法、商业银行法以及市场退出的相关法律,加大执法力度,制定修改行政处罚的办法,同时会有一些简政放权的修改,从制度层面缩小行政处罚的范围,下放行政审批的权限,简化行政许可的流程,同时进行银行业法规的清理和评价工作,有序推动行政复议,通过法治思维和法律办法解决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中国法学会研究部李存捧主任在致辞中,首先转达了中国法学会领导的问候,同时对银行法学研究会在繁荣银行法学研究,推进银行法律实践,加强法制宣传,培养法制人才,开展交流等方面的工作都给予了高度肯定和积极评价。李主任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依法制国、建设法制国家的伟大进程中,金融的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广大银行法学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希望银行法学研究会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增强自身凝聚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繁荣银行法学研究,促进银行业进一步的良性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中国法学会今后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银行法学研究会的工作。

台湾中正大学特聘教授王志诚先生致辞表示:两岸金融法研讨会开始以来,已经迈入第8年,期间我们讨论了银行、信托、保险、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多个问题,每一年都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出版系列长安金融法学研究的著作。两岸金融法研讨会不仅仅促进了两岸之间对于金融法制的相互了解,而且已经成为目前两岸交流最具有权威性的平台。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孙宗宽董事长结合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和长安银行的发展实践,就银行业法制研究指出:首先,银行的经营必须合规守法,商业银行的性质决定其必须依法合规经营,银行高负债、搞杠杆和高风险以及高度的社会和经济的关联性,这些特征决定了银行的管理团队、从业人员、机构都应当合规守法经营。其次,顺应我国经济新常态,商业银行市场化和商业化改革迫切需要研究和优化与之相配套的法律环境,优化并完善法律机制和法制环境。

在研讨会中,专家学者就下列重点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

(一)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法律问题

中国银监会融资担保部文海兴副主任以“我国融资担保业的现状与监管措施”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

自1993年成立第一家融资担保机构起,目前我国有8000多家经过监管部门批准的融资担保机构,还有大概一万六千家没有经过地方监管部门批准的、直接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担保机构。我国担保业的监管体制最早由人民银行非银行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到90年代末改为由国家发改委监管,后来又转交给国家工信部监管。2009年决定成立融资担保业务部级联席会议。包括国务院融资担保业务部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和银监会的融资担保部。地方日常监管交给地方省级政府决定,有的在金融办、有的在财政厅,有的在工信部门。

目前,我国融资担保机构还处在初创阶段,逐渐步入规范发展的轨道。整体上,融资担保行业发展速度快,风险基本可控,发展趋势向好,但是违法违规问题也存在,单体金融风险不容忽视,主要就是机构数量比较多,担保机构本身的数量超过所有金融机构数量,如何整合并做大做强,将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对此,可以积极借鉴国外的经验,在规范法律的基础上,主要是积极发挥政策性担保机构的作用,适度发展国有控股的商业性担保机构,规范发展民营和外资商业性的融资担保机构。在机构数量过多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积极的现象,即融资担保机构在前几年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经过政府和市场的监管,担保机构的数量正在良性下降;另一个是违法违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法律工作者的责任,怎么规范担保行业发展以防范风险。在法制建设方面,我国担保法律体系是比较完善的,但没有一部规范融资担保机构组织法。目前出台了一部《融资担保机构管理办法》和相关部委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但是还不够完善、法律层次较低。同时,起草了《融资担保公司管理条例》以及16个配套制度和条例。

台湾中正大学法学院的王志诚教授从资本结构理论来谈企业融筹资法制之建设及其改革,其核心观点是:

资本结构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理论:一是MM定理,主张“资本结构无关论”;二个是静态抵换理论,也就是资本结构有关论;三是融资顺位理论。同时,金融市场有他的结构性缺陷,从需求面和供给面两方面来看。关于企业筹资平台、筹资工具及发展趋势,我们要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创建公平筹资平台,深化多层次银行市场,P2P资金借贷平台等等。

中国民生银行法律合规部吕琦发表了题为“信贷资产证券化中所带来的一些思考”的演讲:

面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迅猛发展趋势,无论是证监渠道还是银监渠道资产证券化还是基金证券化都没有所谓的SPV形式,现在所谓的SPV其实都是SPC形式。SPC到底是自益信托还是他益信托?我们认为它本质上应该是自益信托, 然后由委托人转让它的拆分自益权给信托人。

实务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一是信托法上没有解决委托人对信托人财产的信托法律关系控制权的保留问题;二是信托法上没有解决在出现实际问题时受益人如何表决的问题;三是信贷资产证券化是不是要严格控制在没有资产负担的财产上面?四是登记问题,信贷资产变更是不是因为其主权利的变更而有所变更。五是希望立法上能够解释清楚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结构。

对此,台湾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林少斌副总经理在评议中指出:无论是信贷资产证券化还是债券市场风险问题,其主要的核心部分还是金融市场的体制问题。未来如何整合,如何降低金融业的风险,最重要的还是法规的修订,还有就是金融业者如何来自我约束,如何自律,以实现金融业的稳定长远发展。

(二)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法律问题

台湾大学法学院王文宇教授就“台湾的金融法制与银行改革——兼论两岸金融交流机制”发表了主题演讲:

早期台湾的金融机构,数量大、种类多、规模小;随着外商银行的进入,渐渐实行自由化,经历了从管制到松绑的发展脉络。在此过程中,当然还存在一些风险问题,比如十信与地下投资的风暴。原先台湾的银行只有公营,没有民营或者私有。台湾1989年颁布新的银行法,开放新设民营银行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但是当时“财政部”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审查,或许是不清楚当时台湾的金融市场到底需要多少家银行,所以就都允许了。现在,公营银行还是占大多数。公营银行的民营化,理论上是政府持股低于50%,但实质上政府还是有实质控制权的,因此总体来说台湾的公营银行所持有的资产总体讲多于民营。在台湾,银行法所规范的银行及其银行类别其实有很多。另外,与大陆发达的信托业不同,台湾银行体系中,以商业银行为主,其他银行的生存空间不是很大,虽然有信托业法,但是信托业是名存实亡的,这是台湾与大陆之间一个很大的差距。

大陆比较关心金融机构的退出,早期台湾是没有这样制度的,后来设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和条例,就产生了比较专业的机构去做这些事情,这相对过去来说,退场机制稍微上回到了法制化。

与大陆不同,04年台湾就成立了金融机构管理委员会,尝试把所有的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一元化管制,但仔细看还是存在功能管理的问题。金融机构的整并,以及民营化的问题台湾舆论反应很强烈。

第三方支付方面,台湾有一个新的草案,台湾的互联网金融是很不发达的,但是不发达究竟是缺点还是优点,这个不好说。台湾的信用制度比较发达,对第三方支付的需求就相对比较小;另外,在讨论开放第三方支付问题的时候,银行业反弹的很厉害,例如类似余额宝的问题,在台湾颇有争议,因此监管机构将理财金额压得很低,开放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所以不具理财的实际作用和意义。

(三)农村金融法律问题

台湾长庚大学工商管理学系游啟璋副教授介绍了“台湾农业金融的法制特色”:

台湾农业金融的法制特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独立的农业融资机构;第二,从合作社到非营利的法人组织;第三,从一级制到二级制的基层农会融资机构。

历史上,台湾大部分农村地区没有银行,只有类似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即所谓的农/渔会信用部,方便会员存、借款。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信用部从农会中分割出去了。但分割之后,信贷业务很混乱,1949年颁布了合并改组办法,对其进行合并。1950年,省政府制定《改进台湾省各级农会暂行办法》,农会可以设立信用部办理业务。到1972年这20年的时间,农会设有信用部,但是否应该设立这个问题一直争执不休。1974年,农会法正式修正,把农会改为非营利的性质。其实,合作社的功能就是减少交易契约的成本,所有人利益一致才能比较有效力。此外,限制农渔会存放款额度,减少农渔会的舞弊情形。当然农/渔会在今天是非营利性的法人,作为非营利组织,农/渔会要经营成功,首先交易相对人对其要有信赖感,因此,如何提高农民与农会之间的信赖感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我所得出的一个结论。

(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法制建设问题

新疆大学法学院杨为程副教授就“伊斯兰金融及伊斯兰金融监管”发表了演讲:

伊斯兰金融有六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伊斯兰金融禁止接受和支付利息;二是,伊斯兰金融强调风险负担和利润共享;三是伊斯兰金融强调金融活动应以实物资产为基础;四是,禁止伊斯兰银行涉足违反教规的产业和领域;五是推崇利润和道德并重;六是伊斯兰金融机构普遍设立沙利亚董事会,相当于独立的审计事务所,一般不受伊斯兰金融机构的约束。其次,伊斯兰金融经营原理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盈亏共担原理;二是买卖原理;三是租赁原理;最后是免费服务原理。

目前,伊斯兰银行面临的监管困境包括四个方面:首先,伊斯兰银行缺乏统一监管标准与制度;其次,是因多重身份引发的监管冲突;三是信息披露和风险管理问题严重;最是产业后发展与有效监管的平衡。

从世界范围来看,伊斯兰银行发展有它特殊的局限性,伊斯兰的伦理规范无形中约束了银行的职能的发挥;伊斯兰银行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与世俗的经济法律思想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伊斯兰银行作出妥协。最后,伊斯兰银行存在诸多的劣势,它可以成为普通金融有益且不可或缺的补充。核心观点是: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和普通金融是既竞争又融合的关系。

广西大学法学院汪鑫教授在评议中指出:杨为程教授的演讲内容对中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包含了许多有助于金融稳定的因素。强调了金融合作,金融往来,有助于减少金融交往摩擦。

(五)金融监管法律问题

武汉大学博士生谢贵春同学“对构建我国债券市场风险预警机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面对债券市场风险,现行预警机制存在权利的缺位、信息分享平台缺失等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形成了制度空白;二是资本市场投资人保护功能弱化;三是公众对债券市场风险预警的意识不足;四是债券市场监管割据的现状,包括银监、证监,包括央行,部门利益问题比较突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首先,应从根本上确立保护投资人的定位。其次,应当确立一个政府预警和市场预警相互协调的格局。第三,宏观上应该强化中央银行在债券市场风险预警机制中的作用,同时,应该明确行业协会的监管职能;微观上应该关注市场培训,应该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强化信用评级机构还有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预警能力。

汪鑫教授认为:谢贵春博士对金融市场风险的预警机制做了详细阐述,总结了早期预警机制、发展债券市场、预警信息的发布都对稳定和控制市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陈兰兰副研究员以“上海清算所场外金融衍生品集中清算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研究”为题作了大会报告,主要观点是:

清算风险监管主要分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成员资格;二是哪些机构可以进入清算所直接进行交易?三是清算机构本身的风险管理。其中,成员资格方面我们需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清算机构新的成员与旧成员之间的平衡问题。第二个方面是怎么样进行成员之间的投资监控?清算机构的风险管理方面,如果清算机构发生了流动性危机时,它就要暂停清算,建立危机后业务清算机制。关于违约管理方面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点就是保证金和清算基金之间的比例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央行的问题。

西北政法大学杨为乔副教授在点评中认为:陈兰兰女士的研究视角独特,在明确肯定中介机构的市场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了必须警惕中介机构自身的风险,中介机构不是市场切割机构,中介市场也不是可以自由分摊的蛋糕;清算机构的风险哪些应该由法律明确规定加以规范,哪些又需要通过某种市场自律机制加以实现,都需要学者们深入思考。

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院张冠群副教授以 “金融危机后系统性重要银行及金融机构监理法规之变革”为题,发表了演讲:

全球系统重要的银行,如果它发生倒闭或其他的风险,有可能诱发全球性的系统性风险系统的不稳定,对全球的经济冲击较大,为防止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风险,要求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加强管理,并在危机发生时,对其实施救助,即“大而不倒”。但这样的救助有可能诱发道德风险,让金融机构有恃无恐地从事更高风险的金融活动。那么到底的监管政策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这是一个辩证的问题。肯定说认为如果说大是政府救助的保证,投资者都会投资大的金融机构,并且公司并购成功的机率比较高。否定的见解认为政府救助提高了大企业的道德风险,让这些大而不能倒的机构去从事更高风险的金融活动,就会让整个的监管更加失控,同时也会提高政府监管的成本。这样的风险行为只会让下一个风险更大。

杨为乔副教授认为:张冠群教授的演讲,从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与“大而不能倒”监管政策的解构入手,指出了金融风险的主要根源在于道德风险,但道德风险并非为系统重要性之金融机构所独有,也不能将其归因于金融机构追求风险所致。冠群教授对道德风险的法律解读,或许暗示面对现今的金融监管问题,过错、过失等传统法律观念已经过时?同时,另一种可能则是现有法律理论与制度设计已经在某种更为高深、高尚的理念下,抛弃了法律所固有的本份。因此,如果不对上述基本问题给出回应,我们的回答也许永远只能是含糊不清,而首鼠两端,我们没法解释,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四川大学法学院胡光志教授针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发表了演讲:胡教授提出:金融服务当中的客户算不算消费者?金融服务中的消费者的权益和利益如何得到保障?这与消法有关的消费者的规定有没有冲突?金融消费者这个概念能否成为法律术语?并认为,金融消费者这个不能够上升为法律术语。目前,互联网发展如此迅速,但法制角度而言,民法保护不足、监管体制不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够完善以及相关借鉴建议意见不够成熟等问题现实存在。

对此,西北政法大学杨为乔副教授认为:正如“消费者”这一概念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概念密不可分一样,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的产生显然与所谓的“high finance society”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就像百年前“消费者”概念逐渐从“买方”概念中脱离出来一样,对于“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不妨多等几年,慢慢地观察这一概念会不会存在下去,还是昙花一现。

武汉大学法学院冯果教授在评议中强调了包容和创新问题:

金融社会化和社会金融化不断提高,金融市场也多样化,这就对金融监管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于法律监管的规则、监管理念、监管的路径,都需要法律作出规定,都需要我们去创新。同时,监管需要法定的市场,包容开放是发展的方向。

(六)自贸区金融法律制度创新

同济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李雪飞就“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问题”发表了看法:

其核心观点是:应该大力发挥行业协会以及商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作用。自贸区应该成立一个社会参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作用就是领导一个企业以及其他的社会力量参与,推动企业参与社会体系建设。从内部而言,应当从服务意识、服务能力以及经济实力三个方面对行业协会和商会加强管理。

汪鑫教授在评议中指出:李雪飞同学对上海自贸区信用体系建设的观点非常有价值,我们一直倡导要构建企业信用体系,但总是差强人意。

(七)关于互联网金融问题

台湾铭传大学法学院林盟翔副教授发表了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意见:

互联网金融的定义跟所谓的金融互联网有一个非常大的争执。在实践的部分,关于非法集资这个罪的相关问题在法律当中都有规定,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同时,必须要强调对消费者或消费者协会的定义,不管是金融消费者还是其他消费者,还是要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目前有关P2P的监管原则,在实务上需要坚持小额化和普惠金融资本的问题,零资本可以成立金融机构。因为有实体办法的直接明文规定,互联网保险是以互联网业务直接作为名称,目前来讲,互联网保险是一个最严格的监管模式,可以作为一个最优的参考。此外,关于互联网金融纠纷能否采用调解程序,个人认为调解的实际介入是有助于相关问题的解决的。虽然目前还看不到,但相信未来的朝向是乐观的。

华东政法大学的贾希凌副教授与大家分享了关于目前P2P的发展模式和监管模式的思考:

目前来看,在国外主要有三种模式,在国内也有三种。国外的监管模式和国内是不同的。英国以自律性监管为特点。美国则从贷款用途、信用指数、信息披露以及独立的结算和清算等角度规范监管。而我则恰恰相反。目前,国内采用无抵押无担保、无抵押有担保以及有抵押有担保三种模式,分别形成了不同法律关系:一是出资方和用资方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合同法可以调整;二是P2P平台和各方的关系,可以通过诸如居间合同、有名合同等加以调整。但与此同时也会有新的法律关系产生,比如说债权转让关系等。关于P2P平台的主要风险一是和平台的资质有关;二是和第三方的担保资质问题有关。对于P2P平台下怎么样进行监管?可以从行业本身入手,也可以从外部环境思考,比如确立一些自立的原则等等。

对此,杨为乔副教授认为:贾希凌教授从P2P网贷平台发展模式的选择(风险、容忍的态度)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不同的法律关系、法律风险一直到社会信用问题,层层展开、环环相扣,非常有学术趣味和说服力。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许多奇教授发表了对于互联网金融对法律人的挑战和机会发表了看法: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风光独好,是金融压力的结果。互联网金融在带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法律人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挑战。互联网金融最重要的有三个问题:P2P法律平台、第三方支付还有政府支付法律问题。此外,还有很多新兴的法律问题,比如说互联网并购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传统金融问题、金融破产当中的法律问题、反垄断问题等等。但是对冲基金、线上理财等问题至今还是一个空白,所以线上基金理财方面作为理论研究必须要走在前面,健全互联网金融争端解决机制。必须解决三个为题:第一个是中央金融监管如何应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第二个是非金融业监管和金融业监管混业经营的趋势问题;第三个参与者的金融安全和金融权利如何保障。

作为金融法律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学生,为将来金融法制生态系统做一些法律人才的准备。

杨为乔副教授在点评中指出许多奇教授的演讲不仅在学术层面对与互联网金融对于金融法制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更从法律人自我认知和使命角度,审视了这一新兴问题带给我们的冲击,尤其是对建立诚信社会的追问与思考,令听众难以忘怀。

韩国金融监督院北京代表处代表李圭晔博士在评议中指出:

韩国虽然国土面积不大,经济相对发达,但在互联网金融法制研究方面比不上中国,互联网产业肯定会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对韩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希望以后可以看到中国和韩国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交流。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宋炎教授在点评中指出:

本次年会论文,大多数都是针对银行法里面关于实务问题的研究,引起我对金融法研究方向的关注。如果把目光都聚集在这些问题上面,就会形成一个相对狭窄的圈子,就此来说,我表示非常的担心。此外,我感觉到纯学术性研究还的比较少,我希望我们以后还可以更加的多样化,毕竟理论还是需要提升的,只有我们把目光放的广泛一点,才会有更多的提升和长进。

 

最后,中国银行法学会副会长、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强力教授作了年会会议总结发言:

经过多方面深层次地探讨,关于如何提升互联网金融治理,金融法是核心和关键。关于金融发展及监管的问题,监管部门高层以及监管机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得到了重视,各种监管机构悉数登场。来自台湾的学者的一些观点和意见,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们国家合作金融改革走到今天,一直是走走停停,今天到底如何走?合作金融是否还有存在的空间?甚至还有一些农村资金合作社。经常有媒体报道,很多的投资者受损。其实,中国文化有很多都渗透着自律的性质,比如孔孟文化。在现在市场环境下,怎样去和今天的市场经济相融合,各种学术观点各有千秋,有的从宏观上进行分析,有的则着眼于微观,有的是二者的交汇点,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